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其造成的后果;而我们的行为准则,应当是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目的。——判断好坏的标准:是否造成幸福的最大化。

全民民意法庭

检方

案例一:琼斯女士扳动道岔,将一辆失控的电车引入岔道,挽救了5人的性命,却也因此造成事发当时站在岔道上的法利先生的身亡。

案例二:创伤外科医生罗德尼·梅普斯接到通知赶往手术室,共有六名伤员被送往该医院,其中两名伤员需要肾移植;另一人需要心脏移植;还有一人需要肝移植;第五人需要肺移植。当梅普斯正为器官来源发愁时,发现第六位伤员没有明显的伤情,梅普斯随即将这名年轻人送入手术室,摘取了他所有的器官,并移植给上述五名病人,因此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觉得一名病人死亡,比五名病人死亡的结果要好。” ——陪审团一致判定梅普斯犯有一级谋杀罪。

当时检方在审理琼斯女士扳动道闸案时,将此案与梅普斯摘取器官案做类比,请求判处琼斯女士犯有杀人罪。


辩方:

案例三:一名叫克拉拉·墨菲的女子,在乘坐电车时,司机突然昏迷,克拉拉为了挽救前方轨道上5个人的性命而将电车转至侧线,但却撞死了另一个人。—— 多达89%的陪审员认为,卡拉拉将电车转至侧线的行为是可取的。

案例四: 弗兰克·特里梅因站在横跨电车轨道的人行天桥上。一辆失去控制的电车正沿着轨道,朝站在轨道上的五个人疾驰而去。当时只有一个轨道,没有侧线可供电车转向。弗兰克很快认定,只有在轨道上投以重物才能阻止电车。但是天桥上只有一名体型肥硕的胖子站在旁边。弗兰克发现,要么将这名男子推下桥,拯救那5人;要么任凭那5人被电车撞死。最终他选择了将那人推下桥。 —— 只有仅仅11%的陪审员认为弗兰克此举是可取的。

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将电车转至侧线,撞死一人挽救五人可以接受。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将一个胖子推下桥挽救五人则不能接受。

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以道德原因作为决定的基础,只有极少数人在对克拉拉和弗兰克两案作出不同判决时,以道德原因作为决定的基础。只有少数人指出,他们认为两案确实存在差异,并因此按照不同的道德原因,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1、有些人指出,克拉拉“预见”到如果她扳动道岔,侧线上的那个人将会身亡;而弗兰克则对胖子的死存在主观的“故意”。换句话说,克拉拉并没有“利用”岔道上那个男人的死来挽救另五人,而弗兰克则确实如此利用了那个胖子。

这一区分即 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双效原则”的一部分:一个本来符合伦理的行为,也许存在不良的副作用,但是绝不能以坏的手段来达成好的结果。

2、也有人将区分点放在了这样一个事实上:也即克拉拉的行为并非直接作用于死者,而弗兰克的行为则是直接的。(可以理解为,克拉拉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岔道上的那个男人,而弗兰克的双手则确实接触到了那个胖子。)

3、克拉拉的行为是转移了一个既有的危险,而弗兰克则创造了一个新的危险。

我是比较赞成第一种观点的。

双效原则

圣·托马斯指出,同一行为通常兼有善恶两种效果。而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一个善的行为,虽然兼有恶的结果,也是可以允许的,哪怕这恶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是必须避免的。

四个条件:

  1. 该行动本身,在道德上必须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

  2. 行为人不能主观希望恶果的发生,但可以允许其发生。如果能够避免恶果而同样达成善的效果,他应当这样做。

  3. 善果和行为本身的关系,其直接程度,必须等同或高于善果与恶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善的结果必须是由这行为直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恶果间接造成的。否则,行为人就是以恶果为工具来达成善果,这是永远不能为允许的。

  4. 善果之可取,必须足以弥补恶果之恶。

设置条件三是为了避免过度细分的诡辩术,体现了天才的智慧。例如梅普斯案中将摘除必要器官和杀人行文区分开。

将这些标准运用与达芙妮·琼斯一案:

  1. 如果我们将行为与其结果剥离,改变电车路径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所以符合第一个条件。
  2. 据我们所知,琼斯女士并不“希望”造成法利先生死亡。她为了拯救另外五人,仅仅“预见”并“允许”了这一副作用的发生。我们也可以认定,如果琼斯女士有办法不造成法利先生的死亡而同样挽救那五人的生命,她一定会那么做。
  3. 琼斯女士在扳动道岔时,并不是先杀死法利先生,然后利用他的身体去制止电车。她的行为,其直接、立刻的效果是拯救了五人的生命。只是后来,电车造成了法利先生的死亡。条件三符合。
  4. 拯救五人的善超过了失去一人的恶。条件四符合。

但梅普斯医生的行为不符合双效原则中的四个条件:

  1. 杀死一个无辜者的行为,本身不是善的,因此不符合条件一。
  2. 从表面上看,梅普斯医生似乎一定有造成六号病人鲍勃·蒂瑟林顿先生死亡的主观故意,因为医生知道,摘除蒂瑟林顿的必要器官无异于夺走他的生命。因此,条件二也不符合。
  3. 梅普斯医生实际上是用一个恶的手段(摘取蒂瑟林顿先生的器官,并立即造成其死亡)来达成一个善的目的,这是永远不能被允许的。
  4. 我们愿意接受,梅普斯医生的情况也许符合条件四。善果似乎的确胜过恶果。

陪审员南希:我们的道德抉择最终还是出自情感的本能,因此一切分析都只不过是为我们的道德直觉寻找理由罢了。